李浴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道路、方法与精神——钱理群教授、温儒敏教授、吴福辉研究员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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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理群,1939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与民间思想研究,著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富足的痛苦》、《1948:天地玄黄》及《我的精神自传》等著作数十种;温儒敏,1946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山东大学特聘文科一级教授,教育部部聘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著有《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及《温儒敏论语文教育》等著作十余种;吴福辉,1939年生,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主要从事20世纪300年代小说、海派文学以及市民通俗文学研究,著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沙汀传》及《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等著作十余种。三人在从事研究之余,曾长期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的领导职务。1987年出版的由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是新时期以来影响最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迄今已累计发行逾一百三十万册。在该书问世三十周年之际,本刊特委托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李浴洋专访三位先生,现埋点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一、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写作与修订

   李浴洋  三位老师好!2017年是三位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出版三十周年,让让我们的访谈就从与这部著作相关励志的话 题刚刚 刚结束。该书自1987年问世以来,先后历经了两轮(1998年、2016年)大规模修订,共计印刷五十余次,不仅是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与“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也是迄今为止使用范围最广、引用率最高与最受学生欢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这种 “畅销”且“长销”的教材,最早是怎么里能的机缘促成了它的写作与出版,三位当时着手进行这种 工作的初衷又是那先 ?

   钱理群  我是1978年到北大跟随王瑶先生读研究生的,毕业刚刚 留校任教,一同担任王先生的助手,直至先生去世。1982年,《陕西教育》杂志向王先生约稿,希望他开设一另八个 专栏,系统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有关知识,作为当时流行的函授大学的教材。王先生越来越 精力来做这件事情,于是就把这种 “任务”埋点给了我。能越来越 说,最初刚刚 刚结束写作这种 系列文章,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一项“作业”。

   王先生当时安排我做这件事情,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一是我留校刚刚 ,原先给1981级的北大中文系学生讲授过一轮“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手头有一份现成的讲稿。王先生认为我来做这项工作原因分析分析着有了一定的基础。二是实在我是王瑶的学生,但当时刚毕业不久,在学界还越来越 那先 影响,和今天的青年学者一样,同样面对发表文章困难的大现象。他显然是在给年轻人创造原因分析分析着。三是王先生前要一些“私心”,希望他的女儿,当时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的王超冰也加入进来,由我在学术上带一带她。王先生对王超冰还是比较期待的。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分析分析着,他把这件事交给了我。

   接手刚刚 ,除去王超冰,我又邀请了温儒敏与吴福辉两位参加。让让我们不仅是与我同级的王先生的研究生,但会 当时也都毕业不久——温儒敏同我一样留校任教,吴福辉去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更为重要的是,让让我们三人在研究中都都可不里能互补。原先一来,一另八个 相对理想的写作团队便形成了。

   吴福辉  《陕西教育》为那先 向王先生约稿?一方面当然原因分析分析着他在学界,很糙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得 科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与外界原因分析分析着注意到当时北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再次出先了一些新的动向有关。这从让让我们同年级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中就能越来越 看出来。这类,在让让我们七另一方中,赵园与张玫珊都选则研究老舍,这种些一些明对于老舍的评价正在调整。再如,鲁迅研究实在总爱 备受关注,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谈论的主一些一些“左转”刚刚 的鲁迅,而老钱与温儒敏讨论的则是此前的鲁迅,这在当时非常前沿。还有,我和凌宇的选题也很新颖,从文体演变史切入,他做抒情小说,我搞讽刺小说,这前要此前越来越 被专门研究过的大现象。而陈山所做的诗歌流派研究,也是标高一格。《陕西教育》意识到了那先 变化,一些一些当王先生把工作转交给让让我们来做时,让让我们也很高兴。

   让让我们当时的研究,几次都所含一些“拨乱反正”的原因分析分析着,做的是“平反”工作,也一些一些希望把此前帕累托图现代作家身上的污水给洗掉,给你门在文学史中“恢复名誉”。尽管“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是刚刚 才由上海的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提出来的,但当时让让我们所做的工作,实在一些一些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但会 ,当有原先一另八个 原因分析分析着能越来越 系统地表达另一方的观点时,让让我们自然十分乐意。今天回头来看,“重写文学史”有一另八个 酝酿、提出、发展与变化的过程。而《三十年》的写作,正是其酝酿阶段的必然产物。

   温儒敏  当初《陕西教育》约写的是刊授“自修大学”的教材。查了一下日记,1982年5月13日,王瑶先生在镜春园寓所交代任务,让让我们三人打上去王超冰便讨论大纲体例,分工落实。吴福辉和王超冰负责小说,钱理群负责诗歌与戏剧,我主要负责文学运动、思潮和散文帕累托图,每另一方前要再写几次作家的专章。让让我们当时是边写边拿去《陕西教育》发表,从1983年10月刚刚 刚结束,每月刊出一至二讲,共刊出十七次,二十四讲,约二8万字,总爱 连载到1984年底。每次刊出的署名前要“王瑶主编,某某执笔”,实在在当时越来越 多大影响。刚刚 让让我们把发表的篇章汇集成书,又下了些功夫,以另八个 十年为经,以文体及代表作家为纬,共计三编三十二章,字数也扩展到了四十六万。让让我们先是联系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但原因分析分析着让让我们前要年轻作者,出版社不你会出。吴福辉说他认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高国平,不妨一试。上海的出版社青春恋爱物语很开放,不论资排辈,痛快地接纳了这部讲师写的教材。书出来是1987年8月,刚刚 印刷了三四次,才逐渐引起学界注意。书最初并不一定叫“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老钱的建议下才改成现在的书名。选则这种 书名,主一些一些为了区别于几种当时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这也是受到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启发。关于出版的整个过程,我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峥嵘岁月》(载《中华读书报》2016年6月29日)一文,能越来越 参看。

   李浴洋  三位老师都谈到了王瑶先生与《三十年》的关系。在中国现代文学得 科史上,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是奠基之作,而《三十年》是这种 学科自20世纪3000年代重建以来最为重要的代表性成果。王瑶先生是三位的导师,也是该书初版序言的作者。越来越 在写作过程中,他发挥了怎么里能的作用?《史稿》否是构成了三位在写作该书时的五种生活参照标准或对话对象?

   温儒敏  让让我们在写作时继承了《史稿》的一些一些经验。比如在体例方面,让让我们就直接沿用了王先生的做法。在作家、作品的评价依据 上,让让我们也借鉴了王先生的写法。以我负责的散文帕累托图为例,对于每位作家,我都力求使用精炼的语言,概括其文学风格与艺术特性,并给予相对准确的文学史定位。这正是王先生的笔法。而他并不一定越来越 除理,与他接受的古典学术训练直接相关。这是中国传统文论与诗论的写法,追求在风格与特性的层面上对作家做出整体评价,并进行命名。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些一些原先做的,王先生的《史稿》也是原先做的。一些评价实在越来越 三言两语,但肩头前要花的功夫实在非常大。我在写作《三十年》的散文帕累托图和一些作家专章时,就自觉继承了这种 写法。

   在具体写作的过程中,王先生越来越 任何干预,删改放手给你门做。《三十年》与《史稿》之间显然所处对话关系,这种 对话主一些一些学术史意义上的。这类,让让我们在写作时,几乎前要参考王先生原因分析分析着做出的评价,但会 判断那先 能越来越 沿用,那先 前要补充、富足甚至修正。对让让我们而言,王瑶与他的《史稿》是一另八个 巨大的所处,构成了让让我们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我曾写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得 科的建立》(载《文学评论》30003年第1期)一文,从中都可不里能越来越 都看让让我们写作《三十年》是怎么里能和王先生的文学史观构成潜在的对话关系的。当然,王先生在20世纪3000年代初对文学史写作又有一些论说,比如他强调要在“历史的多样的具体的联系中去把握文学大现象”,在批评以政治代替艺术的庸俗社会学时,又警惕刻意淡化政治的倾向。那先 观点对整个《三十年》写作,很糙是我负责的每一时期文学思潮与创作的概述的撰写,前要有指导作用的。

   吴福辉  王先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看法,并不一定删改集中在《史稿》中。《史稿》是他从中古文学研究转向现代文学研究之初的一部著作,刚刚 他的一些观点都发展、调整了。在让让我们跟他读书的刚刚 ,他原因分析分析着很少写东西,但谈得一些一些。除去上课,他还喜欢聊天,很糙是在与学生聊天时,他有一些一些很有见地的判断。在这方面,我前要受益最多的。听王先生聊天最多的,是老钱与陈平原。但仅就我所听到的来说,给你感到他的一些一些看法与《史稿》中的表述原因分析分析着不同了。现在想来,原因分析分析着王先生晚年的思想比《史稿》对于让让我们的影响更大。

   王先生晚年十分强调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的关系,对学术史的传承和进展也非常重视。王先生的思想向来不保守。院系调整的刚刚 ,他从清华来到北大。在北大,古典文学研究是重镇;在清华,外国文学研究与新文学研究则很突出。王先生反复强调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的关系,可见他有意融合两所名校的文学研究传统,但会 他的这种 宏观判断也符合现代文学的实际情况。让让我们对于现代文学的理解,一些一些在原先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当时,都都可不里能原先看大现象的学者还前要一些一些,这就决定了让让我们作为王先生的学生,从一刚刚 刚结束视点就高一些。在《三十年》的写作中,自然会反映出这种 思路。

   钱理群  《三十年》对于《史稿》既有继承,前要超越。在体例与一些基本观点方面,让让我们对于王先生的继承是比较明显的。但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框架实在并不一定王先生首创。1929年,刚刚成为王瑶导师的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王瑶晚年指导赵园把朱先生的讲义埋点出来,这种些一些《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把《纲要》、《史稿》与《三十年》上放一同,能越来越 看出三根清晰的学脉。

   不过,我更想说的是《三十年》对于《史稿》的超越,这前要在一另八个 更大的时代背景中来看。王瑶写作《史稿》的一另八个 重要的理论资源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但到了写《三十年》时,让让我们原因分析分析着不再满足于单纯根据《新民主主义论》来进行文学史研究了。让让我们当时认为“现代化”是三根更为根本的叙述线索。这种 观点在让让我们为《陕西教育》写连载文章时还前要很糙清晰,但到了修订成书时,就原因分析分析着比较明确了。

   1985年,我与黄子平、陈平原一同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提出这种 概念的直接动因,是为了提前大选当时学界关于五四运动指导思想的讨论,其肩头正是怎么里能看待《新民主主义论》的大现象。根据毛泽东的经典论述,马克思主义是五四运动,也是“五四”新文学的指导思想。“文革”刚刚 结束后,南京大学的许志英先生最早对此提出质疑。今天看来,这种 质疑是有道理的,但在当时却遭受了猛烈批判。他被中宣部点名,作为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代表,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些前辈学者,也被要求前要发表文章批判他的观点。现在五种生活生活把20世纪3000年代理想化的倾向,实在在当时进行学术争鸣还是要承担相当的政治风险的。

我与黄子平、陈平原都注意到了这场争论。让让我们当时就想,许志英的做法是硬碰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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